但他们接下来的政策建议却是：不管通过什么办法，越快实现经济的私有化就越好。

影响行动者作出这一选择的因素大致包括：1. 组织创立者的价值取向;2. 从资本市场融资的可能性;3. 获得政府援助的资格条件。于是，很多中国富豪们担心被劝捐，暗中盘算着接到宴会邀请电话之后如何回复，一时间巴比的邀请函成了烫手山芋。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看到某些人为慈善事业而慷慨解囊时，也不免心中纳闷，当解囊人或善款来自国外(境外)时，不少人甚至还疑神疑鬼。可以说，与当初的经济组织相比，当今社会组织所处的鸟笼要小得多。但是，如果我们秉持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关注某一特定的解释因素，例如国家的作用，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地进入问题的实质性部分。学者对于社会关系、声望、政治影响力的关注，甚至发展成为有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和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的各种理论，成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基石。这样的鸟笼社会，远比当年的鸟笼经济，更具有束缚力和压抑性。

无论是有意义还是情绪化，这些议论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道德主义。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非营利部门的行政化和国有化有关。■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进入专题： 经济人 。

同理，鼓励资本流出，也未必能有效减少资本账户顺差，如果知道日后能更容易把资金带出中国，经济人首先会更肆无忌惮地把资金带入中国。在他们眼里，机器是由多个零部件组装而成。至于经济人手中的美元通过何种渠道来的，其实并不重要。从这些谋划的总体思路看，无非分两大类：让人民币汇率升值或鼓励资本流出限制资本流入。

因此，只要人民币升值没有达到均衡的水平从而使升值预期仍然强烈，任何试图通过市场化手段鼓励私人资本流出的努力结果，都将会令人失望。经济的组成单元是不计其数的经济人而不是一架大机器里的零部件。

截至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高达2.8万亿美元。人民币汇率只能遵循渐进升值策略似乎已成为一个既定方针。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平均每年400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在这一问题上，事态将更可能会向经济人判断的方向发展。

在经济人眼里，经济学家们在关于开放资本账户还是让汇率更富于弹性这个孰先孰后的改革顺序问题上辩论，已经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工程师可以根据需要，调换或改装个别零部件，使整个机器的运转达到设计要求。汇率升值未必可以帮助减少经常账户顺差，如果升值不能改变反而强化升值预期，企业和个人就不会改变其行为策略，即尽量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来获得更多美元换成人民币的机会。通过人民币升值，可以鼓励进口并抑制出口，从而帮助减少由经常账户顺差而产生的外汇储备积累。

通过前者，当前有利可图。换个说法，如果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是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我们又如何可能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呢？在未来12个月中，人民币的一年期存款利率肯定可以升到3％以上，市场对人民币兑美元在未来12个月的升值预期也至少有5％。

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喜欢把中国经济看做一架大机器，而他们自己则是设计和操作这台机器的工程师。同时，中国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似乎已经相当严格，当前的政策讨论重点则集中在如何鼓励资本流出上。

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是由无数经济人组成的市场做的一个集体决定：把他们手中的美元尽早尽快地卖给中国央行。通过后者，日后获利退出。具体地看，上述讨论是基于几个重要假设之上。首先，政策制定者可以准确区分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前者反映真实的经济活动，而后者则可能掺杂着投机套利活动。的确，如果我们真能够像工程师修理机器那样解构和管理中国经济，很多经济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也就有蓝图可循，能够做到井井有条了。然而，如果我们摘掉经济学家的高帽子，恢复经济人的本性，来分析同一个现象，即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得出的结论恐怕会很不一样。

企业和个人只愿意出口而没兴趣进口，和投资者只愿意把资金带入中国而不愿带出中国，没有本质区别，目的都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第三，汇率升值可以帮助减少贸易，顺差，限制资本流入同时鼓励资本流出可以减少资本账户顺差

林林总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应该说，发行审批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存在真正的、正常的股票市场。第四，发行审批使A股不能作为投资者和融资者能够自由交易的真正的市场，给宏观经济造成深远的伤害。

这远不是发行审批所能导致的最后一个问题，但可以确定地说，是所有问题中最严重但最为众人所忽略的一个。仅从以上列出发行审批四大害处，细心的读者应已看出，这些问题是相互交错围绕在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交易这个制度根本上，事实上无法一一厘定，也无法穷尽。

在阻碍市场正常化言论中，有一条是最为广泛传播的观点是以注册发行的巨大压力对群众进行恐吓，典型的说法是这样的：以2010年为例，在发行审批制之下，市场还融资过万亿，如果不审批，该造成多大的融资压力？对此，我的看法是，在发行审批制下，这一年度市场以过万亿的现金，仅支撑了不到三百家企业的新上市和一百来家企业的再融资。由于发行审批制度的存在，企业上市这个在成熟市场司空见惯的企业股权挂牌交易行为，在中国成为少数幸运企业类似黄袍加身的特殊礼遇。请注意，这是对年均利润增速保持在30-100%的企业而言。神奇的企业市值变化就在企业报会、过会、发行、上市的一年左右时间里完成。

换言之，万亿资金，将能支持多达1500多家企业的新股上市。其二就是发行审批制度。

某些人把手插到上市审批环节，谋取非分利益——因为审批上市给监管机构自身带来的巨大压力，监管机构把压力分散到环保、土地、税务等各个环节，也就给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上市相关部门营造了伸手的空间。产生这些乱象的核心根源在发行审批导致的财富扭曲增长及错误分配：为了搭上A股新上市这个举世罕见的暴富机会，投资人把目光盯在企业上市前的一段时间，竞相入股博上市。

不同质量的企业，斜线的斜率会有不同，但最终股东价值的成长速度应和企业利润的成长速度保持大体一致。新中国资本市场（下称A股市场），从1990年前后发韧以来，长期背负着两大先天性缺陷。

这就意味着，审批制度之下，企业发行上市环节的市值飙升后，如其股价不再上涨，消化这次市值暴增需要企业4到8年的发展（当然股价理性下跌回归将会缩短这个时段）。至于发行审批导致二级市场投资者巨额财富汇集转移到上市公司上市前股东的巨大财富换手现象，其给社会财富文化造成的扭曲，则影响更为深远。综合上面两种情形，从A股市场的定价源头——新股上市开始，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就在少数其股价可能会迅速被利润支撑的企业、以及大多数股价永远得不到利润支撑的企业中间进行艰难选择，这就不难看出，为什么A股市场的投资者，从基金到散户，亏损是常态。惟有放开审批，推动向注册发行制度转换，市场方能成为正常的市场。

严格地说，这两大缺陷使A股市场不能被称为正常的市场：其一是 旧股不流通，这个问题从2005年起逐渐得以解决，解决的方式叫股权分置改革。（当然现在监管机构从审批——审核批准这四个字中另外抽了两个字来表达这个制度，叫核准。

它使虚拟经济中的股票市场定价中枢脱离企业基本面，悬浮运行在没有根基的半空，使得市场的运行完全听命于资金面也就是信贷政策，从而加剧了A股政策市特征，使广大投资者（包括机构及个人）不能围绕年均增长10%的GDP增速在A股市场稳定获利，公众失去了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宝贵机会。能想象一个正常的市场一年上市这么多企业么？不可能。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前一问题，伴随着市场已经及仍在承受的巨大代价，正在逐步解决，这使得第二个问题在当下显得更加突出，仅进行局部修补无法最终解决。